第43章 袁崇焕评传(2)
刘纴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顿时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传闻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纴如许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机上遭到的打击天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1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愤懑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7]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神宗除了用心搜括以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沦陷，沈阳及四周诸城堡的军民纷繁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颠末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睬，军队规律荡然，士无斗志，马队用心将马匹弄死，以制止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对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2]军饷本已非常微薄，但天子还是冒死拖欠，不肯发饷。[3]
[13]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国法之事。”
这类景象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天下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非常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都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面前，皇上还自发得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如许妙法吧。[8]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如许的奏章，如果落在建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成。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调侃几句、乃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2]这是后代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狷介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跋扈，大臣志在禄位款项，百官专务追求恭维。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成复塞，鱼烂不成复收矣。而又苛察太过，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痛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4]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二
[2]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环境：“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驰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驰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多次交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数瘦损，率由军士用心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端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别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掩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能够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大家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制止。”
[6]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用时的矿税是矿产代价的百分之四十，即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端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淹没。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浪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奉命，所随奸棍千百……遂令奸刁之徒，操存亡之柄……五日以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树敌，青史贻讥。”
努尔哈赤采纳了“集合主力，各个击破”的精确计谋，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纴二人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鸿沟上的警报不竭传来，群臣日日要求天子临朝，构和战守方略。天子老是派寺人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仇敌铁骑来到北都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仇敌退兵吗？”[4]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漫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挟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集会。
在如许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糊口当然是痛苦达于顶点。
明清两军布阵比武之时，俄然天昏地暗，数尺以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弊端，命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本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同一旗在右翼侧攻。成果杜松的遭受比许褚惨很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淹没。
杨镐全军淹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14]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本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泽。”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肆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合兵力，专攻西路一军。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好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浑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晓得挨不下去了，但是始终不肯掏本身腰包，成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之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但是向百姓多征的田赋，一定就拿来发军饷，天子的根基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1]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15]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器锋利很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暴露满身伤疤，一马抢先的冲锋。大抵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恋慕“虎痴”许褚的英勇。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述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斗。”公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成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风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头，而胜负的关头在于：第1、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整不懂军事。第2、明朝政事败北已达顶点，军事的构造与轨制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练习，军器破败残破，完整没有需求的军事筹办。[1]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感化，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5]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究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6]
（以上8至15各奏疏中的笔墨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1]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多数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范围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是以满洲兵的盔甲精美，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关键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非常粗陋，除了胸背有甲以外，其他部分全无庇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11]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何如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克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万积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如许搞法，必将民穷财尽，天下大乱；[9]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豺狼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管？[11]有的指责说，皇上棍骗百姓，不免近似桀纣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顾忌之人，去干没有天理国法之事；[13]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誉。[14]臣子竟然胆敢如许公开上奏痛骂天子，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师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攻讦全不睬睬。野史上的记录，常常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冒死搜括的风格涓滴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天子搜括所得都存于私家库房（内库），当局的公家库房（外库）却老是不敷钱，成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15]
[8]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断。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托之人，而自发得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3]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仲春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本日尚不饿、马到本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本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官方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本身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淡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淡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淡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天子本身。
[3]十六世纪前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 G.da Gruz， 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门路、都会、地盘、卫生、穷户糊口等和欧洲比较，以为中国好很多。见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丁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事全天下最富庶的国度。万积年间来到中国的上帝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武功轨制，以为环球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傲岸……到了神宗，又在这傲岸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味，在一升麦种下土今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边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力，集合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天子，只要神宗嗜利，出于本性，或许只可如许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仿佛不大安妥。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但是公道的等候，又是糊口的独一质料，不能说是嗜利。普通来讲，富农大抵比小农更嗜利，不然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12]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官方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款项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成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