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见李修建《民风—魏晋名流的糊口美学》（群众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看魏晋时候的记录，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耻。嵇康在写给山涛的断交信中就大风雅方地说本身“性复多虱，把搔无已”。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 颠末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感觉不美意义，“夷然不动”。另有一个更闻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流王猛的，他厥后当了苻坚的宰相。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摸索一下南朝的景象，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仕进。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聊天下局势，用白话文来讲就是“扪虱而聊天下事”。

注释

为甚么名流跟喝酒会连到一块呢？这能够跟竹林七贤有关。竹林七贤所处的期间，恰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筹办篡夺曹家的政权，用极其虚假残暴的手腕，诛杀异己，特别是殛毙士族精英分子中不肯意倒向司马氏而又有相称号令力的人物。弄得名流们大家自危，因而一些人就靠喝酒来麻痹本身，或借酒装胡涂，尽量离政治旋涡远一点。《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流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向秀、刘伶、阮咸都差未几是这类设法，不过嵇康终究还是没有躲畴昔，只要山涛和王戎比较滑头，一面喝酒，仿佛不体贴世事的模样，一面实在是在等候机会，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再来决定本身的去处。但这些民气里都不平静，他们的喜好喝酒都是麻醉本身、解忧解闷、减轻压力的手腕。厥后司马氏跟曹氏之间胜负已定，晋朝建立，士族知识分子不倒向司马氏的已经杀光了，剩下的不是司马氏的附庸就是被迫臣服的，再过多少年，士族知识分子中对司马氏的抵挡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实在已经不需求靠喝酒来麻醉本身了，却有些人把竹林七贤喜好喝酒这类大要做派担当下来，称为“竹林遗风”，而竹林名流抵挡丑恶实际的灵魂则完整被健忘被抛弃了。这就有点像西方的嬉皮士，开端何尝没有抵挡实际的意味，到厥后就纯粹是一种对出错的粉饰了。这一点当时有目光的人就已经指出来了，比方东晋的戴逵写了一篇《竹林七贤论》，此中就有如许的话：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罢了。（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三则刘孝标注所引）这是说，竹林七贤的行动固然也有放荡之处，但并没有真正违背礼教，而到了西晋元康期间那些仿效竹林七贤的人（比如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号称“八达”），就已经没有甚么依托（“玄心”），只是拿来做颓废、放纵的来由（“利其纵恣”）罢了。

五石散这类药物是用五种矿物炼成的，而服药的忌讳又很多，稍一不慎便能够丧命。从留下来的汗青记录来看，有服了今后身材变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触违忌讳而丧命的，如裴秀。恐怕有更多的人虽未丧命却产生了严峻的副感化，我很思疑，阿谁期间之以是有那么多脾气古怪的人，能够就跟服药有关。比如前面所讲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有一次朋友来访，因为没有预先告诉，竟然撞见他老兄在家里一丝不挂，他还自我解嘲说，我是以六合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如何不打个号召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世说新语·任诞》第六则）畴前的人都说这表示了刘伶的旷达，天然不能算全错，但真正的启事，恐怕是他老兄恰好服了五石散，满身发烫，穿衣服不舒畅，便干脆脱光了。

药、酒与名流风采

上面我还想谈谈别的一种名流，他们生于乱世或将乱之世，晓得以本身的才气不敷以救世，又不肯意同流合污，便看破名利，阔别热烈宦海，保持本身的狷介与节操。举一个例子，两晋之交有一个风骚才子叫张翰，他也是一个喜好喝酒放荡不羁的人，时人都拿他跟阮籍比拟，称为“江东步兵”。“步兵”就是指阮籍，阮籍是河南人，曹魏末做过步兵校尉的官；“江东”就是江南，当时用来指三国期间吴国统治的地区，张翰是吴人。“江东步兵”意义就是“江南的阮籍”。有人问他，你尽管喝酒，莫非都不要后代之名吗？他答复：“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立即一杯酒。”他在西晋前期分开故乡到洛阳仕进，是齐王司马冏的幕僚，厥后看到政局一天不如一天，大乱将起，非独木可支，就想尽早抽身。那一年秋风起，他想起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俄然发感慨说，人生贵在适意，如何能待在距故乡几千里以外的处所寻求名利呢？便立即把官帽丢下，叫仆人驾了一辆车就回家了。不久公然发作了汗青上闻名的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之一，就死于此乱。这时大师才晓得，张翰驰念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只不过是个借口，逃离伤害的政治旋涡才是他的实在企图。像张翰如许的人，有才气，有远见，见机而作，满身避祸，是真风骚，真萧洒，也不是那些迷恋繁华、不知进退的水货名流可比的。

魏晋名流跟喝酒的干系还与当时名流的服药民风有关。士族鼓起以后，个别认识觉醒，又有充足的经济前提，以是此中的很多人开端讲究摄生，但愿本身贵重的生命能够活得更悠长一些。中国的摄生文明在魏晋之前只范围在极少数的统治阶层范围以内，以是不成气候，到魏晋士族鼓起以后，全部士族阶层都有前提讲究摄生了，中国的摄生文明才真正构成。第一篇当真会商这个题目的实际文章就是嵇康的《摄生论》。嵇康在《摄生论》里提出了很多贵重的论点，如他说摄生要同时重视养神和养形，而养神更重于养形，神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首要代价的观点。嵇康在《摄生论》里还说到，服药能够延年，这大抵也是当时相称风行的观点。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以来，讲究服药摄生的人越来越多，乃至于成了一时民风。当时风行一种药叫五石散，是用五种矿物炼制而成，五种矿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另佐以海蛤、防风、栝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干姜、桂心、附子等十种中草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服用这类药后，要吃冷食，以是五石散别名寒食散。但是喝酒却要喝热酒，喝酒以后还要走路，以发散药力，称为“行散”或“行药”—现在说的“漫步”能够就是“行散”演变的。五石散既然要用酒来佐服，那么喝酒的民风天然更盛了。服药与喝酒在当时名流中很风行，据学者李修建的大略统计，就有二十几位名流的服药喝酒是有记录可查的【1】。

啊，名流，名流，后代对此有多少曲解，是该给“名流”正一正名了。

前人有副春联说：“唯大豪杰能本质，是真名流自风骚。”这副春联内容好，对得也好。这副春联高低联要以互文看，它的意义是相互弥补的，真正的名流也就是豪杰，风骚就是他们的本质。不是能喝几口酒、玩一玩世，做出一副嬉皮士的姿势，便能够自称名流的。

人服了五石散会皮肤发热，变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难受，以是当时服药的名流都不喜好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不敷光滑，也不喜好穿刚洗好的衣服，因为古时洗衣都要用米汤浆，晒干了就很硬。他们宁肯穿旧的脏的衣服，并且很少沐浴，成果身上就轻易长虱子。长虱子本来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阿谁期间却变得光彩了，因为你必须是贵族是名流才有前提有知识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会常穿脏旧衣服，才轻易长虱子，以是长虱子倒变成了有钱有闲有文明有职位的意味。就像明天西方女人以古铜色的皮肤为美一样，因为古铜色是晒出来的，有钱并且又有闲的人才能够常常到海边或度假胜地享用日光浴，普通人是享用不起的，以是古铜色的皮肤就意味着敷裕闲适，是上层阶层的意味。

后代一谈到名流风采，差未几就只剩下两个特性，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修面貌，实在真正的大名士必必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像诸葛亮、王导、谢安、王猛如许的人才算得上。宋朝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叫《读孟尝君传》，一共只要八十九个字，全文以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豺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能够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以是不至也。

另有一类名流，他们的才气没有表示在治国上，而是表示在学问与品德上，像前面提到的王弼、嵇康、阮籍、戴逵，这也是真正的名流，他们为学术文明做出了了不起的进献，也不是那些水货可比的。

但是名流的称呼厥后越用越滥，仿佛明天的博士贬值一样，水货很多，乃至于有人讲：“名流不需求甚么奇才，只要偶然候，纵情喝酒，熟读《离骚》，便能够叫名流了。”说这个话的是王濛的孙子王恭（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三则），当时已经到了东晋的晚期了。王恭也算当时的一个名流，但是不管学问才气都远不如前辈了，至于玄学和清谈，王恭的确就是个门外汉，以是才说出如许的话。但这话也反应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当时很多所谓名流多数就是像王恭说的，出身于门阀大族，借着父祖的余荫过着敷裕浪荡的糊口，整天只会喝酒，觉得会喝酒就是名流，本领倒是没有的。东晋时号称“八达”之一的毕卓就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平生。”（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一则）为了表示本身的放荡不羁，还借酒装疯，做出一些奇奇特怪的行动—有人乃至跟猪一起喝酒（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则）。

这“扪虱而聊天下事”厥后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描述名流，但须是真正的名流、有本领的名流才行。至于那些没本领的冒充名流，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闲谈天下事。没有真本领的所谓名流，只是一些水货。但是社会上这些水货多了，天然也会有些水货出了名，并且因为他们的家世好，爷爷老子驰名，以是他们还很能够可巧做了大官。当社会安然不出乱子的时候，他们也能够稳居高位享尽繁华，一旦产活泼乱大众肇事，这些水货名流就会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后连本身的命都送掉了。比方说王导的孙子王廞，就是如许一个的“名流”，他碰上权臣王国宝乱政，王恭发兵讨伐，他觉得机遇到了，便起兵呼应，竟然任命他的女儿当将军，还乱杀异己。不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却收不住了，又反过来要讨伐王恭，最后被打得大败，身后连尸都城找不到。

王安石这里讲的“士”才是真正的士，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名流，有一两个如许的名流，国度便能够治好，而水货的名流再多，又有甚么用呢？

扪虱而聊天下事

前面我提到魏晋士族的精英分子在当时叫作名流，名流这个词开端是有严格定义的，能够称为名流的人，都是在品德、学问、操守各方面有很高的名誉，为大师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东晋时候袁宏写的《名流传》里，把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称为正始名流，把竹林七贤称为竹林名流，把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称为中朝（西晋）名流，从曹魏到西晋百年间，一共只要十八人，可见拔取的标准是很高的。这些名流除了有品德和操守以外，另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善清言”，就是很会清谈。而要会清谈，除了学问好辩才好以外，首要的是对魏晋的新思潮（即玄学）有很深的了解。以上十八人实际上就是魏晋玄学的建立者、鼓励者，都是魏晋清谈和玄学中的首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