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后记：时间开始了

或许，还需求天赋。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明这奥妙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冒昧，当即联络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讨部的胡嘉麟教员，请他帮我排雷。

2.开导

看来，也只能依托直觉和灵感，但更首要的还是要有这个认识。有此认识，便总能在弘大叙事中发明漏网之鱼。

周，莫非不是中汉文明的奠定者？

与逻辑相分歧的汗青，是“真汗青”。遵循实在逻辑来阐述实在汗青，就叫“思辨说史”。如许一种撰述，哪怕笔墨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明显，这需求史观，需求史识，需求史胆，乃至需求直觉和灵感。

当然是。

不过这绝非“观点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讨的成果。并且，今后我的一系列研讨服从，则一再证明它们是建立的。起码，逻辑自洽。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度》时发明的。在巡航高度能够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要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中原，都出世在两河道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今后生长为中汉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仍然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直觉奉告我，是周人。

实在“爱民贼”南蒯这小我，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明的；而第二卷《国度》中古希腊阿谁“卖腊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环球通史》时发明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笑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注释中间，我却以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候是在公元前424年，因而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阿谁莫名其妙被杀的不利鬼，固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较着的辨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笔墨诂林》支出“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品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但是做起来却实在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根基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究竟上，本卷提到的阿谁“爱民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底子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那里还能希冀到处可见？

就说“以德治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呈现，难道“天意”？

这是一个文明体系。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体系是必然有逻辑起点的。并且，体系的建立固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此中必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在何时，能够称之为“奠定者”的又是谁呢？

看法，就是尼罗河。

是以，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究竟上，一个巨大民族的文明史，也必然同时是她的看法史。恰是看法，或者说，代价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门路。看法的更新或死守，则构成汗青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度），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1.看法

前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品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络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难道就是周人的政管理念？厥后，历代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空中积弘远于紫禁城，难道恰是周人思惟的持续？[5]

当然，也需求开导。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我再问：这个“德”，是“品德的德”吗？

构成代价观生长演变河床的，则是逻辑。

这些观点，厥后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惟基石。[1]

由此便有了如许的说法：一个内核（群体认识），两只翅膀（忧患心机和悲观态度），三大精力（人本精力、实际精力、艺术精力）。体系构建起来了。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汉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支流定见，也大抵如此。题目在于，为甚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这是遭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以为中国文明的精力是天人合1、知行合一和景象合一。但我以为，礼乐合一比景象合一更合适。并且，精确的说法，应当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如许说，才气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力。[2]

这就申明，品德之德，即“故意之得”。并且，把“眼中所见”（获得）变成“心中所得”（品德）的，恰是周人。究竟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惟的表现。这类思惟大量见于文献记录，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占首创，已是铁证如山。

但，如许说，要有证据。

3.直觉

这是一个体系工程。

体例是先查殷商期间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品德的德”。

在此根本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汉文明的三大精力――人本精力、实际精力和艺术精力。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获得”，也表示“落空”。《古笔墨诂林》中，没有殷商期间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并且是成王期间的作品，记录了周公修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笔墨记录。

胡教员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示我：并非统统金文的“德”，都是“品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直觉奉告我，这内里必有文章。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或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汗青学，特别是考古学，能够最靠近于天然科学。持之有故，言之有据，能够说是根基要求。以是，学汗青的，特别是学当代史和天下史的，要比像我如许学文学的靠谱，也比普通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背职业品德的。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但是埃及文明灭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同一的印度文明。只要中汉文明三千七百年持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费事很多，却仍然具有固执的生命力。

不，“铜”证如山。

比如汗青学。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没错，在尚未把握大量证据，乃至在尚未打仗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遵循某种所谓“范式”去停止撰述，是伤害的。汗青不是布料，能够随便裁剪。汗青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遵循必然的挨次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汗青学。

重如果不言而喻的。这不但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寻求的叙事体例，是但愿能像记载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汗青，小人物”，有弘大格式又非弘大叙事。只要如许，汗青才会是活泼新鲜、切近人道的。

6.细节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能够证明。题目是，单靠文献，不敷为凭。比如遵循《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占的看法，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端的吗？[4]

胡教员说，目前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不必赘述。归正，中汉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候也开端了。[6]

5.灵感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明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轨制工程的背后，是看法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报酬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保持次序，以乐包管调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体系。周人，确切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切是“文明的鼻祖”。

开导来自方方面面。

文章就在轨制。

逻辑建立，证据确实，剩下的是细节。

4.证据

胡教员说，应当没有。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汉文明的意义，是相称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普通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是以在各自的童年期间，当然会表示出分歧的气质。

与专业的汗青学家分歧，我更喜好揣摩“为甚么”。除了本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会商过中西文明的本质辨别。也就在当时，晓芒便提出中国文明的内核是“群体认识”，西方文明的内核是“个别认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明心机的互补布局。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布局则遭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开导，思惟泉源更要追溯到尼采。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分歧，周人创建了当时天下上最早进、最优良也最健全的轨制――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轨制，封建是政治轨制，宗法是社会轨制，礼乐是文明轨制。更首要的是，这些轨制环环相扣，配套互补，合适中国国情。是以，是稳定的。

由此形成的成果，是汗青学家普通更情愿描述“是甚么”，而不肯意答复“为甚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细节很首要。

但，一个“卖腊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有三个题目是遍及而永久的：是甚么、为甚么、如何办。天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在都在各自范畴试图答复它们。只不过，并非统统人都能够答复，或情愿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