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传闻红柳庄打死性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支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情愿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酬谢。因而，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二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四周受损的百姓民房。颠末如许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
守会馆的老头子没法劝止，只要跌足感喟。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阿谁老卖民贼写的。""砸掉它！"世人当即作出决定，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衕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粉碎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尚不欲遽予参撤，岂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罗使照会，忽有三员拟抵之说，料敌不审，匆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又过听浮议，觉得下狱今后轻重尚可自主，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寸艮。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经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至今何尝暂弭也。""臣愚觉得，中国欲长全和局，本国欲久传此教，则条约不能不酌增，拟请议定而后上帝、仁慈各堂，皆归处所官统领。堂内支出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明注册，仍由处所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备价赎取。教民与布衣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请旨敕下总理衙门，可否就此议结之时，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厥后衅端。臣所谓有关大局者，此也。"连远在兰州批示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忿忿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向不与曾国藩通手札。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报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厥后他认识到本身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便错了也不认错，相互之间便如许绝了私家手札。不过公事来往仍然频繁，两边都不轻易，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美满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亮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海军改成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撑。左宗棠在陕甘兵戈，分拨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老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前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保举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率领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本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集会上，有人奖饰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火线，左宗棠内心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功劳为天下所谛视，愧的是本身的胸怀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类表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心肠赞美了一番。不过，此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内心固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传达他的态度："津郡事情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处所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成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浩繁，仿佛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诚心的长信：
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鲜明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满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客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聚集，群星光辉，特别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羡慕。清朝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一个衡隐士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因而在京长沙籍官员合伙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昌大道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漂亮，大师推他撰一副联语作记念。当时的曾国藩恰是才调斑斓、宦途对劲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嘉话。曾国藩平生对此联也甚为对劲。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厥后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名誉汗青的最好纪録而永久保存。这些年来，跟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誉也越来越大了。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奉侍安慰。曾国藩身心已完整蕉萃，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几次复地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惭愧神明！"时至本日，别的体例已没有了，独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筹算给后代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私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财帛也不得捱饿；命里捱饿的，先人留下的财帛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二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能够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细心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获得二千多，少了。实在没法可想时，他把此意流露给赵烈文。赵烈文一听，当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间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种植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打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大家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我明日快马回保定，三往厥后津复命。"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了一万三千两银票，满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没有轰动一个处所官员。曾国藩非常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本身不必再拿钱了。他如何肯依！如许，连同他的七千，共有二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他几次思虑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的七小我每人一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处所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敷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判在逃犯人，不成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履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科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高低指责、摆布难堪、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境地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更加昏花，明白日面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间，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这类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根基的法律，何况杀了本国人，几乎引发一场浩大的灾害。现在，天下各地的言论终究使他复苏了：这毕竟是耐久积怨引发的抵触，从底子上讲，理亏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简朴地就事论事。特别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他们是出自爱国敬官长的义愤，杀他们的头的确有些委曲；田老二等人当然是趁火打劫的暴徒，但在如许一场庞大的案件中，杀他们的头，也直接刺伤了百姓的爱国之心，临时以这点银子来作赔偿吧！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曾氏上《天津府县解京请敕部从轻定拟并请嗣后各教堂由处所官统领片》。在这道奏片中曾氏表示出对天津处所官的谅解，并提出由处所官办理教堂的建议。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军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声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里，其得了不成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公愤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成亏，民气不成失，天赋子之仇不成忘，而吾中堂之声望不成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稳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本日之谟，何故报大恩于先皇，何故辅翼皇上，何故榜样乎臣工，何故惩乎天下掉队之人！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劳的人络绎不竭，怜悯之，不断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俄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謡在四周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退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弊端。贰内心痛苦万分，懊悔不已。他恨本身不能对峙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地步。奏疏已经拜发，如同泼水不成复收，他每天夜里冷静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大这几个不幸的处所官，莫让本身的错误形成究竟，使知己稍得安宁。
近似于王闿运如许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竭地投寄天津，如同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
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处所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民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气愤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